[40]这样，经过传媒表达的案情，已经与真实的案件和生活有了距离，使民众脱离了对真相与法律的关注，塑造了民众的视角，从而可能利用民众的感情，推动案件的解决。

吕世伦，马金芳．社会法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研究[J]．北方法学，2007,（6） :5-16. [6]对于社会政策与社会立法的历史划分，前引的《西方国家法律制度社会政策及立法》一书按照时间，划分为四阶段：1770-1830,1830-1880,1880-1930,1930至今。{17}国际公认的社会政策发挥重要作用的阶段，是从二战以后到60年代的20余年间。

这种保护是弱者个人利益和国家资源的保护，尚未上升到人权、社会权利的层面。国际间经济、社会、卫生及有关问题之解决。中国社会法应当是社会保护与社会促进、社会发展双重职能兼容、平衡、共进型的社会法。这是经济与政治两种因素、两大变量的延伸、融合，是资本主义从被迫调整到相对自觉调整的结果。且人权实施方面长久进展之大成，亦有赖于健全有效之国内及国际经济及社会发展政策。

经济与政治伦理的发展、人权事业的积极进步，导致自由市场化运动及其后果的正当性被质疑和部分否定，近现代的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得以出场，社会法旨在实现相对公平的社会分配、过度分化结构的部分矫正等职能。近十余年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包容性增长等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并得到广泛认可，我国开始把社会改革当作主要改革领域。能把发展的权利与发展的义务统一起来，既要实现和维护当代人的发展权，又不能剥夺了后代人的发展权，必须尊重他们的发展权利，保护他们的发展能力，为人类发展的可持续尽义务、负责任。

凡是接受正常环境法制教育而成长起来的社会成员，就会相对地具有较好的环境法的价值认同，也能与一般社会成员产生基本一致的环境法的价值认同，否则就可能出现与社会一般价值认识相反的情形。[7] （二）法权生态人格的确立是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前提。因此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新标准、新形势，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不断修订完善现行的相关管理法律体系，研究制定新的法律法规非常必要。而要实现经济人格的生态化，当前最好的路径是制定完善环境经济政策。

但权利较之义务更能满足人的需要，更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表征和人格形成的关键。人们开始对环境的价值进行重新审视，认识到环境不仅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具有生态价值。

人类正是通过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活动，延续了人类自身，并建筑了今天高度的人类文明。其次，在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则要对环境权进行系统的规定，如在总则中明确把保护公民环境权规定为环境法的目的、任务，以及对环境权的主体、内容、性质等基本问题作出概括性规定等，为自然资源单行法、污染防治单行法具体规定公民环境权提供指导。只有当每个人都具有较强的环境权意识、规则意识时，和谐的社会才能形成。因此，生态人格作为一种独特的人格类型不仅属于生态伦理学所研究的范畴，也属于环境法学所研究的范畴。

不是权利使法得以落实，而是法使权利得以维系。也开始对人类自身活动进行深刻反思，作为结果，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在全世界得到提倡，把环境权作为一种新兴权利理念的呼声越来越强。不可否认，环境法律制度的构建已取得辉煌的成就，涉及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的各个方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它既是目标，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不断超越某种历史束缚进而推进人的解放的历史过程。

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是不可否认的，但二者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辨证关系是社会进步的内在根源。但现在关键的问题在于有法不依现象还很严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法权生态人格的培育与确立将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地球上原本没有生命，只是经历了漫长的地质年代和无数次物理、化学变化过程，才形成了生物能够生长、延续、进化的地表环境。我国贵阳、无锡、昆明等地也展开了环保法庭的探索。

[7]汪太贤、艾明：《法治的理念与方略》，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一旦确定就比任何认同都更为坚决而不可动摇。[4]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从立法上对环境权予以确认和保护，形成了从宪法、环境保护基本法到单行环境法律法规的保护体系。要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实行政府生态责任机制。另一方面，人类生产活动从环境中获得大量的物质和能量，又通过消费活动把大量废弃物排人环境不可否认，环境法律制度的构建已取得辉煌的成就，涉及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的各个方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全面整体的认识，表明了人由单向度的人朝全面发展的人转变。[4]李爱年、彭本利：《环境权应成为环境法的重心》，载《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正如英格尔斯所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但把其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提出并上升为法定权利却是人类环境问题发展的产物。

如前所述，人是生活在自然和社会中，不仅要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也需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近代工业技术的高度发展，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大自然的桎梏与奴役，一举成为了自然的主人，物化的单向度的人格得以形成和彰显。

这种文明人人性的异化和人格的扭曲、错位，不仅导致了人与自然界的隔阂和冲突，更为严重的是造成并加剧了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只有当每个人都具有较强的环境权意识、规则意识时，和谐的社会才能形成。而从人的环境权利、法权生态人格出发来确立社会秩序，才是一个现实谋划。如在美国30年代，由于掠夺式的开发利用，田纳西河流域自然破坏十分严重，原始森林不复存在，土壤侵蚀严重，河流淤塞，洪水泛滥。

但权利较之义务更能满足人的需要，更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表征和人格形成的关键。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人与人相互依赖、人与物相互依赖和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的进程，与此相适应，人的发展也经历了依附性人格、物化的单向度的人和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格三个阶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页。因此，生态人格作为一种独特的人格类型不仅属于生态伦理学所研究的范畴，也属于环境法学所研究的范畴。

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5]是对人的一种软控制，而法律作为人行为的一种秩序，作为许多规范的一个体系，是对人的一种强制性规范。这样，从广义的角度把生态人格理解为内在的自我，那么生态人格的含义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伦理层面上的道德的生态人格，还应涉及到社会层面上的法权的生态人格。

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实现发展的根本性条件。但它既不是那种纯生物学强调的自然特质，也不是那种超越现实的抽象的观念或意志，更不是单纯的社会关系的反映，而是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反映，即表现为人在处理和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包括自身）关系时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和精神状态。[7] （二）法权生态人格的确立是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前提。因此，在司法过程中体现生态理念是培育生态人格的重要方面。

法律手段之所以如此重要，是由法律的特征及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决定的。自然哺育了人，人依赖于自然，但是人类来源于自然这一事实并不能掩盖人是世界上生命进化的最高形式这一客观事实。

通过这些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在经济政策中渗透生态理念，使得经济人的生产、管理的经营活动同时成为生态保护的自发经济实践。具有法权生态人格的人，也可称之为生态人，具有如下特点： （一）对环境法的价值认同 环境法的价值认同是人们对于环境法的价值准则、价值目标或者价值观念的自觉或者不自觉的一种赞同、遵从、认可等。

环境权是生存权的前提，是发展权的基础，个体对环境权的尊重体现了具有生态人格的人的自主性和主体地位，因而能够正确对待人类的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利益关系等问题。不是权利使法得以落实，而是法使权利得以维系。